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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丝带还是戴口罩?松江国轩事件持续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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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动汽车时代】近日,上海松江的居民开始了反抗,起因是合肥国轩在松江建设一个锂电池厂,该项目周围3公里范围内有35个居民小区和3条河道,都是环境敏感点。这些松江的居民在私家车上系上了绿丝带,公开对这一项目建设的抗议,他们在自己建立的QQ群里表达诉求,积极联系媒体……在国轩和天能电池的案例中,企业、居民、政府之间的信任已经断裂。马军认为,在调节机制失灵的时候,也可以考虑由NGO参与到环境谈判中。

  拨通一位电池行业资深专家的电话,提及有关于电池生产中污染的话题,希望能够采访他。这位专家问,是问上海松江的国轩事件,还是江苏沭阳的天能事件?

  这是两个不同的故事,不同的解决,只不过起因都是电池厂。

  近日,上海松江的居民开始了反抗,起因是合肥国轩在松江建设一个锂电池厂,该项目周围3公里范围内有35个居民小区和3条河道,都是环境敏感点。

  这些松江的居民在私家车上系上了绿丝带,公开对这一项目建设的抗议,他们在自己建立的QQ群里表达诉求,积极联系媒体,尽管他们其中有人把锂电池和铅蓄电池混淆了。

  而几乎同一时间,我在沭阳采访受天能电池沭阳基地铅污染影响的徐庄村村民。采访进行得并不算顺利,原本计划去徐庄村找村民面谈,结果被告知徐庄村最近气氛紧张,政府派人在周围巡逻,外地人不得进村。

  采访在一辆车里进行,一位40岁左右的妇女走向这辆车时,还带着口罩,怕被人认出。

  绿丝带还是戴口罩?

  且不说松江居民的抗议行为是否理智,至少他们已经学会了一种方式来表达诉求。去年6月,松江区曾试图在原来垃圾处理厂的附近建一座垃圾焚烧厂,环评在上海环保局网站——上海环境热线上公布不久就被人转发到业主论坛。此后就是抗议和谈判,最终这座垃圾焚烧厂也未得以兴建。

  此次国轩电池事件,表达诉求的方式与上次也极为相似。此次的处理方式颇为巧妙,国轩请居民代表到其合肥的厂区参观,希望借居民代表之口消除其他居民的疑虑——锂电池的生产过程并不像他们想象的这么可怕。

  而徐庄村的村民则似乎没有机会与企业进行这样的对话。发现自己的孩子血铅超标,村民们偷偷去厂区附近取地表水样和土壤样本,送到第三方检测,检测结果发现土壤和水体都被重金属污染。

  但是然后呢?即使是把水土样本送检的居民在接受本报采访时也表示无奈,“我们也不懂该怎么办。”问会不会相关把检测报告送到企业或者环保部门,戴口罩的妇女说,我们敢怒而不敢言。

  这似乎面对“环境污染”,两种极端的应对模式。作为记录者,心里对这两种方式都有些着急:个别谈“电池”色变的松江居民甚至还没搞清楚锂电池与铅蓄电池的区别,激动的情绪是否可以真正解决问题?而不知所措的村民是否能有更好的渠道发出自己的声音?

  社会一侧需要强大

  到底是系上绿丝带公开反对,还是带上口罩不愿露面?此时,是否能够选择一种更为有效而畅通的社企沟通模式可以避免这两种极端的方式发生?

  首先仍是程序正义,松江国轩事件备受质疑的是,多数敏感区域的小区居民称并未参与其环境影响评价,没有收到环评问卷。而徐庄村居民则更是在政府强势地推动下接受了天能落地的现实。

  “要保证受影响的居民都可以得知这件事情的真相,通过与利益相关方的会面讨论,公开环境评价报告全本等方式,向居民进行全面的公开。”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如是说。

  “但如果为所有居民都做了问卷,事情可能就黄了。”一位地方环保部门的人说,“现在谈‘化’色变、谈‘铅’色变,一旦有与这些相关的项目,居民肯定会全力反对。”

  “可以通过多轮的沟通来进行解释,”马军说,“只要保证程序正义,最终获得一个多方博弈后的结果,而且政府和企业在充分沟通后,要接受被否决的方案。”

  但在国轩和天能电池的案例中,企业、居民、政府之间的信任已经断裂。马军认为,在调节机制失灵的时候,也可以考虑由NGO参与到环境谈判中。

  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环境法学者王曦曾多次在其提案中强调社会力量的重要性。他认为,目前在环境治理的三角中,社会一侧非常弱势。

  目前,中国的NGO已经有代表民众提起环保公益诉讼的先例,尽管这一切仍做的十分艰难,而请NGO代言也未尝不是徐庄村村民可以选择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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